2014年11月26日
周末，巴黎書報攤並排貼出兩張海報，出乎意外，不是電影明星也不是政治領袖，而是通常毫無公眾魅力、等同於「無趣」兩字的經濟專家。
一是銀髮優雅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登上法版《浮華世界》封面，叩問每個路過的法國人，「假使（第一位女總統）是她？」；另一張則是剛剛來台講演的法國經濟學者皮凱堤，登上《觀察家》雜誌，頭銜「全球經濟大師」。經濟大蕭條的街頭，突然，經濟專家變得性感極了。
經濟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很多問題皆由經濟而起。美國柯林頓總統的一句經典：「笨蛋，問題在經濟。」金融危機之後，全球化運動倒退，百景凋敝，而今美國經濟復甦，但歐洲經濟依舊衰弱，無法成長，法國人開始好奇，他們的經濟專家紅遍全球之後，是否能回頭幫助他們。
五十八歲的拉加德與四十三歲的皮凱堤，兩人經濟觀點未盡相同，但都不那麼傳統法國，皆具全球背景，擁有高度社會意識，不受制於意識形態。右派之後左派上台，法國人恐怕終於覺醒，爽快的政治語言並不能真正提振失業率及保全社會福利。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兼顧一個公義社會，他們需要一場認真的經濟改革。
適逢柏林圍牆倒塌滿二十五年。柏林圍牆剛倒不久、立刻寫了《歷史的終結》的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如今承認他定論太早了點。迄今二十一世紀開始的方式幾乎跟二十世紀一樣，冷戰結束之後的全球榮景蒙上戰爭陰影，美國房產信貸泡沫破裂，一如1929年的美國股市崩盤，全球發生金融大海嘯，失業率迅速高升，社會問題叢生，階級壁壘分明，政治逐漸兩極化，排外意識增強，保護主義高漲，極右派聲音越來越大。1932年在德國，希特勒便是在類似社會氛圍下，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領袖。
後來的歷史，讀者們都知道了。兩年前，歐洲深陷於兩大金融危機之中，諾貝爾和平獎莫名其妙頒獎給歐盟，可笑歸可笑，稍稍回顧歷史，便能猜想諾貝爾獎老先生老太太們如何憂心忡忡歷史將走回頭路。
台灣陷於政治口水，多少也跟近來經濟疲軟有關，然而，社會依然不討論經濟政策、如何經濟轉型，來去只聚焦中國，而且只有恐嚇的語言：不去會死；以及，去了會死。如今台灣真正欠缺的，恐怕真是一份包括所有人前途的清晰願景。
我個人認為，台灣因為民主轉型未久，檯面上的意見領袖太過同質化，迄今仍只參與社會運動脈絡下的政治討論，文化觀點不受重視，缺乏科學、醫學、經濟、哲學、音樂、藝術、科技等其他專業領域的社會看法。
社會反省能有多種表達與不同實踐，單單聚焦政治運動分析，使得集體思考越來越單薄，越發制式化，批判的觀點甚至變得陳腔濫調，語言八股。
我們需要新的聲音，新的思考，看見不一樣的社會路徑，不止批判，還要創造。譬如，我們需要我們的拉加德或皮凱堤，開始一場認真的經濟改革。
轉自：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26日
2012年7月4日
記者，能被量化管理嗎？
2012-07-04 01:44 工商時報 【周慧如】
我有幾位做人資管理的朋友，景氣好時，他們討論如何擬定加薪計畫，開辦福利活動；景氣反轉，立刻變成如何減薪裁員。在一番經驗分享後，他們免不了要問：你們新聞業是如何做管理？
常聽到企業老闆們說，人才是公司最大的「資產」。雖然我相信，老闆們的意思是指無形資產，但是「資產」的概念依舊令我覺得背脊發涼。人一旦被視為資產，即意味著可因時因地，如同老舊設備般被拋棄。
企業界時時依據市場景氣進行人力盤點，根據員工的關鍵績效指標(KPI)表現好壞，汰舊換新。
我的人資朋友說，任何管理都應該以數字建立指標，「沒有指標，如何了解績效？沒有績效，企業如何生存？」
人力資源管理從招募、培訓、訂立薪酬制度、自評他評到360度評估，已發展出一套繁複的管理科學。當新聞媒體趨向商品化時，是的，我們已被捲入數字管理的洪流。
記者的量化指標該如何建立？固然可從記者的發稿字數、見報字數、見報標題大小、見報版序、點閱次數，「計算」記者的貢獻度，乃至記者的錯別字、新聞準確度、被漏新聞次數等，進行負面計分，但問題是，「質化指標」該如何建立？
一篇好的報導可以揭發不公、可以臧否是非、可以感動人心、可以影響公共決策，一篇好的評論，更具有「一言興邦」的份量，我們如何評估其影響性？縱使贏得採訪對象、競爭對手與讀者的尊重，但這份成就感，卻未必能在量化指標中彰顯出來。
管理理論在時代巨輪的推進下，不斷推陳出新，但是新聞業，一如最初，是個勞力密集，也是腦力密集的產業，有布線、有長期耕耘的記者，才可能有深度的報導。
在狗仔文化盛行後，已少有人視記者為無冕王，而代以「食人魚」的稱號，但是我們心裡知道，我們不是，仍然為追求更美好的社會而努力。新聞媒體發展至今日，既成為一項產業，量化管理已無法避免，但是我們要深刻記得，新聞業仍然是一個內容勝過形式的產業，內容為王，無法取代，值得我輩繼續努力。
我有幾位做人資管理的朋友，景氣好時，他們討論如何擬定加薪計畫，開辦福利活動；景氣反轉，立刻變成如何減薪裁員。在一番經驗分享後，他們免不了要問：你們新聞業是如何做管理？
常聽到企業老闆們說，人才是公司最大的「資產」。雖然我相信，老闆們的意思是指無形資產，但是「資產」的概念依舊令我覺得背脊發涼。人一旦被視為資產，即意味著可因時因地，如同老舊設備般被拋棄。
企業界時時依據市場景氣進行人力盤點，根據員工的關鍵績效指標(KPI)表現好壞，汰舊換新。
我的人資朋友說，任何管理都應該以數字建立指標，「沒有指標，如何了解績效？沒有績效，企業如何生存？」
人力資源管理從招募、培訓、訂立薪酬制度、自評他評到360度評估，已發展出一套繁複的管理科學。當新聞媒體趨向商品化時，是的，我們已被捲入數字管理的洪流。
記者的量化指標該如何建立？固然可從記者的發稿字數、見報字數、見報標題大小、見報版序、點閱次數，「計算」記者的貢獻度，乃至記者的錯別字、新聞準確度、被漏新聞次數等，進行負面計分，但問題是，「質化指標」該如何建立？
一篇好的報導可以揭發不公、可以臧否是非、可以感動人心、可以影響公共決策，一篇好的評論，更具有「一言興邦」的份量，我們如何評估其影響性？縱使贏得採訪對象、競爭對手與讀者的尊重，但這份成就感，卻未必能在量化指標中彰顯出來。
管理理論在時代巨輪的推進下，不斷推陳出新，但是新聞業，一如最初，是個勞力密集，也是腦力密集的產業，有布線、有長期耕耘的記者，才可能有深度的報導。
在狗仔文化盛行後，已少有人視記者為無冕王，而代以「食人魚」的稱號，但是我們心裡知道，我們不是，仍然為追求更美好的社會而努力。新聞媒體發展至今日，既成為一項產業，量化管理已無法避免，但是我們要深刻記得，新聞業仍然是一個內容勝過形式的產業，內容為王，無法取代，值得我輩繼續努力。
2012年4月21日
胡晴舫：中產階級的消失
【聯合報╱胡晴舫】
2012.04.15 02:21 am
某種程度來說，士林文林苑都更事件可以看待成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台北版。
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銀行家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肥貓，怕銀行體系崩潰，影響主流社會，政府拿納稅人的錢資助銀行脫困，接下來政府自己出現債務危機，政府變成新一代惡棍。對現行全球體系的深切失望，從紐約發難，全球各大城市居民響應占領華爾街運動，希望行動改變體制。
占領華爾街運動最終不了了之。卻已真實反映了各地老百姓的憤怒與恐懼。不了了之的原因之一，因為運動陣營暫時沒能提出一套有效論述。但，值得注意的是，華爾街占領者個個手執「哀鳳」，在廣場推特、臉書個不停，他們不是真正的都會底層，而是本來算作中產階級的分子。
就像身處台北都更爭議風暴中心的王家，並不算通常定義下的無產弱勢。王家在台北精華地段擁有土地，安居樂業，過他們的中產日子。而今，他們代替了流浪漢、貧苦勞工、異鄉人、妓女等都市邊緣人的位置，吸引了全部社會同情，大學生、學者、文化人、社運朋友統統趕到，紮營埋鍋造飯，打算幫助他們長期抗爭。
發生了什麼事情？傳統來說，都會中產階級理應是天底下最保守自私的一群人。他們總以為道德中立，相信認真工作，努力存款置產，致力把色情趕出社區，除了孩子教育與美食旅行，並不真正關心社會公義。他們對文化的認知就是雲門舞集和天下雜誌，想做好事就上慈濟，前衛藝術家痛恨他們的品味，社運家批評他們是共犯結構，政治家認為他們立場投機不前進，文學家諷刺他們僵化拘謹。他們是所謂的社會中堅，負責繳稅養孩子，主導消費市場，捍衛傳統價值。他們相信體制，也支持體制。他們是街頭塗鴉家存在的理由，因為他們代表了體制。
在新一幅社會圖象中，他們卻成了城市進步的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顯然，他們一直深信不疑的體制如今也背叛了他們。他們接下來要相信什麼？ 連中產階級都不相信時，我們要相信什麼？
這股不安情緒瀰漫世界城市，占領華爾街或士林王家均反映出更深層的社會信仰崩潰。一連串危機，金融失序，政府破產，企業醜聞，影響了人民久居安業的信心。當喊出「我是百分之九十九」那句口號，已經設定了這個世界只有百分之一與百分之九十九兩種人，少了原本該是最豐厚的中間階層。這已不僅關於財富分配不勻，因為王家顯然不是窮人，拿「哀鳳」占領華爾街的大學生也不是低教育勞工，而是直指全球中產階級的信仰危機。如果他們不能靠教育、工作與民主得到他們的夢想人生，他們應該靠什麼？如果法律連他們都不能保護，政府連他們都不照顧，社會要往哪裡去？如果中產階級都抓狂了，其他人哪有社會反叛的餘裕？
著名文評家Lionel Trilling曾說，中產階級「不是由經濟狀況、而是其與政府的關係所決定」。就在與政府聯手統治社會的上層階級與認定政府完全與他們無關的下層階級之中，有一群人認為「政府為它存在，從而形塑它的意識」。
而全球的中產階級正一波波對他們的政府投下不信任票。 （作者為作家）
2012.04.15 02:21 am
某種程度來說，士林文林苑都更事件可以看待成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台北版。
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銀行家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肥貓，怕銀行體系崩潰，影響主流社會，政府拿納稅人的錢資助銀行脫困，接下來政府自己出現債務危機，政府變成新一代惡棍。對現行全球體系的深切失望，從紐約發難，全球各大城市居民響應占領華爾街運動，希望行動改變體制。
占領華爾街運動最終不了了之。卻已真實反映了各地老百姓的憤怒與恐懼。不了了之的原因之一，因為運動陣營暫時沒能提出一套有效論述。但，值得注意的是，華爾街占領者個個手執「哀鳳」，在廣場推特、臉書個不停，他們不是真正的都會底層，而是本來算作中產階級的分子。
就像身處台北都更爭議風暴中心的王家，並不算通常定義下的無產弱勢。王家在台北精華地段擁有土地，安居樂業，過他們的中產日子。而今，他們代替了流浪漢、貧苦勞工、異鄉人、妓女等都市邊緣人的位置，吸引了全部社會同情，大學生、學者、文化人、社運朋友統統趕到，紮營埋鍋造飯，打算幫助他們長期抗爭。
發生了什麼事情？傳統來說，都會中產階級理應是天底下最保守自私的一群人。他們總以為道德中立，相信認真工作，努力存款置產，致力把色情趕出社區，除了孩子教育與美食旅行，並不真正關心社會公義。他們對文化的認知就是雲門舞集和天下雜誌，想做好事就上慈濟，前衛藝術家痛恨他們的品味，社運家批評他們是共犯結構，政治家認為他們立場投機不前進，文學家諷刺他們僵化拘謹。他們是所謂的社會中堅，負責繳稅養孩子，主導消費市場，捍衛傳統價值。他們相信體制，也支持體制。他們是街頭塗鴉家存在的理由，因為他們代表了體制。
在新一幅社會圖象中，他們卻成了城市進步的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顯然，他們一直深信不疑的體制如今也背叛了他們。他們接下來要相信什麼？ 連中產階級都不相信時，我們要相信什麼？
這股不安情緒瀰漫世界城市，占領華爾街或士林王家均反映出更深層的社會信仰崩潰。一連串危機，金融失序，政府破產，企業醜聞，影響了人民久居安業的信心。當喊出「我是百分之九十九」那句口號，已經設定了這個世界只有百分之一與百分之九十九兩種人，少了原本該是最豐厚的中間階層。這已不僅關於財富分配不勻，因為王家顯然不是窮人，拿「哀鳳」占領華爾街的大學生也不是低教育勞工，而是直指全球中產階級的信仰危機。如果他們不能靠教育、工作與民主得到他們的夢想人生，他們應該靠什麼？如果法律連他們都不能保護，政府連他們都不照顧，社會要往哪裡去？如果中產階級都抓狂了，其他人哪有社會反叛的餘裕？
著名文評家Lionel Trilling曾說，中產階級「不是由經濟狀況、而是其與政府的關係所決定」。就在與政府聯手統治社會的上層階級與認定政府完全與他們無關的下層階級之中，有一群人認為「政府為它存在，從而形塑它的意識」。
而全球的中產階級正一波波對他們的政府投下不信任票。 （作者為作家）
2011年11月7日
觀念平台－三無世代 看不到希望
2011-11-08 中國時報 【邵軒磊】
在日本社會史中有一個名詞叫「三無主義」，指的是「無氣力、無感動、無關心」，延伸出來指一個世代的文化現象，研究者稱其為「冷漠世代」。這種世代主要是一九五○年代末期出生，在成長期遇上幾次日本戰後景氣復興，生活水準大致是向上增長的，感到滿足；但年齡來不及參與戰後勃興的社會運動，其批判性比較少。這些人在大學畢業進入社會時，剛好遇上尼克森震撼與石油危機，因此在就業上稍稍緊迫。兩相對比之下，這個世代對公眾議題感到挫折感，多數不關心，常把「政治就隨便啦」掛在嘴邊，帶有強烈的個人主義傾向。
台灣現在的青年世代，不也是這樣嗎？在一九七○年代後半以後出生的人們，在生長歲月多半遇上好景氣，但一進入社會，就發現在學時候的期望，並不容易，幾乎幻滅。較諸日本的三無世代，台灣年輕人的情形更為嚴酷。「三無世代」現象在台灣，指的是「無成就、無信念、無希望」。
除了國際經濟景氣的理由之外，台灣面臨到傳產轉型以及新產業發展不順兩種失敗，青年就職狀況更為嚴峻，因此多數青年感到「無成就」。在政治上，威權轉型之後，鼓勵意識型態多元，卻不鼓勵思潮間之思考與辯論；極端反對任何一種思想壓迫的話，反而走向另一個極端，也就是「無信念」。第三，國家定位不明確，整體國策規劃極度想仿效先進國，發展方向不知何在，國家無希望，青年當然更「無希望」。這三個現象，是互相造成之結果，也是互相循環的生成。
最後，我們常看到，台灣青年在初期，始終是有夢想，有活力，多數想改變未來，但被「無理念的政治運動」很快耗損了這些熱情，製造出更多的三無世代。
因此，台灣的三無世代，較諸日本有更極端的個人主義傾向；短短數年，「宅文化」在台灣已經成為主流文化，甚至成為美稱，多數青年在認同上必須要把自己歸屬於某阿宅。也可以猜想，在日本近期出現的繭居族、尼特族、寄生族等文化，也會急速被台灣的三無世代吸收，現實上也正在發生。
辛亥革命時，孫文看到了當時中國，在國權上受列強帝國主義瓜分，在民間中產階級興起，而且農工階級民不聊生，於是創造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可以說，在一百年後的現在台灣，三民主義已經達成相當之成果，這個觀點也受到近代史研究者肯定。然而，清末民初時候，青年是最最創新的階層，也最受整個社會期待，「新青年」雜誌每一個字都是這個意思。
筆者想要問，為什麼到辛亥革命一百年後的現在，我們的青年是「三無世代」？會不會有下一個有志之士，帶領我們解決這些問題呢？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在日本社會史中有一個名詞叫「三無主義」，指的是「無氣力、無感動、無關心」，延伸出來指一個世代的文化現象，研究者稱其為「冷漠世代」。這種世代主要是一九五○年代末期出生，在成長期遇上幾次日本戰後景氣復興，生活水準大致是向上增長的，感到滿足；但年齡來不及參與戰後勃興的社會運動，其批判性比較少。這些人在大學畢業進入社會時，剛好遇上尼克森震撼與石油危機，因此在就業上稍稍緊迫。兩相對比之下，這個世代對公眾議題感到挫折感，多數不關心，常把「政治就隨便啦」掛在嘴邊，帶有強烈的個人主義傾向。
台灣現在的青年世代，不也是這樣嗎？在一九七○年代後半以後出生的人們，在生長歲月多半遇上好景氣，但一進入社會，就發現在學時候的期望，並不容易，幾乎幻滅。較諸日本的三無世代，台灣年輕人的情形更為嚴酷。「三無世代」現象在台灣，指的是「無成就、無信念、無希望」。
除了國際經濟景氣的理由之外，台灣面臨到傳產轉型以及新產業發展不順兩種失敗，青年就職狀況更為嚴峻，因此多數青年感到「無成就」。在政治上，威權轉型之後，鼓勵意識型態多元，卻不鼓勵思潮間之思考與辯論；極端反對任何一種思想壓迫的話，反而走向另一個極端，也就是「無信念」。第三，國家定位不明確，整體國策規劃極度想仿效先進國，發展方向不知何在，國家無希望，青年當然更「無希望」。這三個現象，是互相造成之結果，也是互相循環的生成。
最後，我們常看到，台灣青年在初期，始終是有夢想，有活力，多數想改變未來，但被「無理念的政治運動」很快耗損了這些熱情，製造出更多的三無世代。
因此，台灣的三無世代，較諸日本有更極端的個人主義傾向；短短數年，「宅文化」在台灣已經成為主流文化，甚至成為美稱，多數青年在認同上必須要把自己歸屬於某阿宅。也可以猜想，在日本近期出現的繭居族、尼特族、寄生族等文化，也會急速被台灣的三無世代吸收，現實上也正在發生。
辛亥革命時，孫文看到了當時中國，在國權上受列強帝國主義瓜分，在民間中產階級興起，而且農工階級民不聊生，於是創造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可以說，在一百年後的現在台灣，三民主義已經達成相當之成果，這個觀點也受到近代史研究者肯定。然而，清末民初時候，青年是最最創新的階層，也最受整個社會期待，「新青年」雜誌每一個字都是這個意思。
筆者想要問，為什麼到辛亥革命一百年後的現在，我們的青年是「三無世代」？會不會有下一個有志之士，帶領我們解決這些問題呢？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2011年10月26日
南方朔觀點－社會運動畢竟不是表演藝術
2011-10-25 中國時報 【南方朔】
為了要深入理解「占領華爾街運動」，特別利用了長周末，將這個運動發起的靈魂人物，加拿大運動家拉森（Kalle Lasn）所著的《文化堵車》再細讀了一次，讀過後不由得對當代西方發生的社會改革運動一則以喜，一則以悲。喜的是它們的運動家和運動理論家的確很有創意；悲的是在這個媒體時代，他們已不自覺的被媒體邏輯拖著走，把運動的重點放到新聞事件上，運動的過程已大過目的，一場運動鬧下來，新聞鬧得很大，產生了若干運動名流，但運動卻可能甚麼也沒有被改變！
拉森乃是北歐的愛沙尼亞人，戰後在難民救濟營度過童年，七歲時舉家移民澳大利亞，在這裡求學成長，後來讀應用數學，曾在澳大利亞國防部當過模擬戰爭設計作業員。退役後他返回歐洲尋根，船過橫濱時他就愛上日本不願離去，他在東京開了一家市場研調公司，賺了很多錢，並娶了日本妻子。一九七○年他再移民加拿大，最先從事媒體工作，後來改而從媒體反叛工作，進而再從事社會運動。由於他對媒體有著透澈的理解，因而他對現狀的批判和社會運動都自然而然的有著媒體理論的特性。
研究近代政治社會學的都知道「壯觀」（spectacle）這個學術關鍵字，指的是由於媒體發達，廣告已取代了真實對人的認知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搞政治做甚麼事已不重要，拚命的去做秀和花大錢搞些炫耀式的活動，弄些壯觀的場面就已大過做事本身，當代政治的務虛不務實因而出現。它和商品行銷的要搞些壯觀的元素相同。政治表演做秀和商品行銷的那種機制，在拉森的概念裡，乃是它們已成了一種裝能力、扮可愛、扮魅力的「酷機器」（Cool machine）。當代政治愈擅於做秀，愈會花大錢搞壯觀活動，愈容易獲得掌聲；至於社會的真相如何，反而無人理會。當代歐洲最懂得媒體的思想家艾柯（Umberto Eco）也說過透過媒體塑造快樂假象，已成了政治的核心。
上層的政商體制以媒體治國，以媒體發財，這種媒體邏輯的操作方式，當然也影響到其他領域，在拉森的思想裡就揉合了兩種：
第一種是社會運動的媒體化，這種思考方式起源於一九五○年代末期的歐洲，有一小群前衛思想人物，他們已體會到現在已進入集體冷漠，集體犬儒的時代，人們對別的人不幸與受苦已無動於衷，因此要搞社會運動，難度已愈來愈大，因此如何在既有的語境脈絡裡，把一件事情突出，創造出對立面，激發人們肚子裡的那把火遂變得非常重要，在社會的大海裡找利基，搞出一場壯觀的行動已成了社會運動的要點。
第二種乃是社會運動的創意化，研究當代藝術的都知道，以前的藝術都有很強的技藝條件，但到了近代，藝術已愈來愈脫技藝化，因而藝術圈已愈來愈著重「新聞事件」（Event）這種說法。一件作品是不是能成為一個「新聞事件」乃是重點，其他的因素已不再重要，近代藝術裡那種達達主義或者通俗藝術的嬉痞風、雅痞風、叛客風等因為都變成了媒體事件，把一件事情搞成新聞事件的那種創意，因而在拉森的思想裡佔了很大的比重，他即表示過他的結盟者有無政府主義者、達達主義、嬉痞風格與叛風格，他們的社會運動也是一場觀念藝術和表演藝術。
在媒體時代，無論做任何事，如果媒體不報導就等於根本沒做。因此搞社會運動的一定要找到夠嗆的題目，一定要使運動壯觀。問題在於這些只是運動的過程，而非運動的目標，而當代的社會運動都只注重媒體效果，而疏忽了目標。就以「占領華爾街」運動而言，它竟全沒有觸及如何消除貧富不均的體制和政經問題。一個運動可以一時之間受到媒體報導而成為新聞事件，但社會運動畢竟不是一場表演藝術，沒有目標的運動還有甚麼用！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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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我在〈做人與做事〉說的，「難道這個時代人類真的只信仰「做人」的一時虛華，不相信做「事」的真材實料嗎？」
為了要深入理解「占領華爾街運動」，特別利用了長周末，將這個運動發起的靈魂人物，加拿大運動家拉森（Kalle Lasn）所著的《文化堵車》再細讀了一次，讀過後不由得對當代西方發生的社會改革運動一則以喜，一則以悲。喜的是它們的運動家和運動理論家的確很有創意；悲的是在這個媒體時代，他們已不自覺的被媒體邏輯拖著走，把運動的重點放到新聞事件上，運動的過程已大過目的，一場運動鬧下來，新聞鬧得很大，產生了若干運動名流，但運動卻可能甚麼也沒有被改變！
拉森乃是北歐的愛沙尼亞人，戰後在難民救濟營度過童年，七歲時舉家移民澳大利亞，在這裡求學成長，後來讀應用數學，曾在澳大利亞國防部當過模擬戰爭設計作業員。退役後他返回歐洲尋根，船過橫濱時他就愛上日本不願離去，他在東京開了一家市場研調公司，賺了很多錢，並娶了日本妻子。一九七○年他再移民加拿大，最先從事媒體工作，後來改而從媒體反叛工作，進而再從事社會運動。由於他對媒體有著透澈的理解，因而他對現狀的批判和社會運動都自然而然的有著媒體理論的特性。
研究近代政治社會學的都知道「壯觀」（spectacle）這個學術關鍵字，指的是由於媒體發達，廣告已取代了真實對人的認知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搞政治做甚麼事已不重要，拚命的去做秀和花大錢搞些炫耀式的活動，弄些壯觀的場面就已大過做事本身，當代政治的務虛不務實因而出現。它和商品行銷的要搞些壯觀的元素相同。政治表演做秀和商品行銷的那種機制，在拉森的概念裡，乃是它們已成了一種裝能力、扮可愛、扮魅力的「酷機器」（Cool machine）。當代政治愈擅於做秀，愈會花大錢搞壯觀活動，愈容易獲得掌聲；至於社會的真相如何，反而無人理會。當代歐洲最懂得媒體的思想家艾柯（Umberto Eco）也說過透過媒體塑造快樂假象，已成了政治的核心。
上層的政商體制以媒體治國，以媒體發財，這種媒體邏輯的操作方式，當然也影響到其他領域，在拉森的思想裡就揉合了兩種：
第一種是社會運動的媒體化，這種思考方式起源於一九五○年代末期的歐洲，有一小群前衛思想人物，他們已體會到現在已進入集體冷漠，集體犬儒的時代，人們對別的人不幸與受苦已無動於衷，因此要搞社會運動，難度已愈來愈大，因此如何在既有的語境脈絡裡，把一件事情突出，創造出對立面，激發人們肚子裡的那把火遂變得非常重要，在社會的大海裡找利基，搞出一場壯觀的行動已成了社會運動的要點。
第二種乃是社會運動的創意化，研究當代藝術的都知道，以前的藝術都有很強的技藝條件，但到了近代，藝術已愈來愈脫技藝化，因而藝術圈已愈來愈著重「新聞事件」（Event）這種說法。一件作品是不是能成為一個「新聞事件」乃是重點，其他的因素已不再重要，近代藝術裡那種達達主義或者通俗藝術的嬉痞風、雅痞風、叛客風等因為都變成了媒體事件，把一件事情搞成新聞事件的那種創意，因而在拉森的思想裡佔了很大的比重，他即表示過他的結盟者有無政府主義者、達達主義、嬉痞風格與叛風格，他們的社會運動也是一場觀念藝術和表演藝術。
在媒體時代，無論做任何事，如果媒體不報導就等於根本沒做。因此搞社會運動的一定要找到夠嗆的題目，一定要使運動壯觀。問題在於這些只是運動的過程，而非運動的目標，而當代的社會運動都只注重媒體效果，而疏忽了目標。就以「占領華爾街」運動而言，它竟全沒有觸及如何消除貧富不均的體制和政經問題。一個運動可以一時之間受到媒體報導而成為新聞事件，但社會運動畢竟不是一場表演藝術，沒有目標的運動還有甚麼用！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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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我在〈做人與做事〉說的，「難道這個時代人類真的只信仰「做人」的一時虛華，不相信做「事」的真材實料嗎？」
2011年10月19日
觀念平台－不再童叟無欺 華爾街失掉誠信
2011-10-19 中國時報 【葉家興】
「占領華爾街」運動在全球蔓延，像極了發達國家版本的「茉莉花革命」。不過，茉莉花革命爭取的是民主，明確要求獨裁政權下台；然而全球各地的占領運動，卻欠缺鮮明的目標，因此氣勢遠不如人。
沒錯，心懷不滿的年輕人都感受到貧富差距擴大，都感受到稅收的不公平。然而，走回馬克思社會主義的道路，似乎沒有多少人嚮往。看看希臘及其他歐豬國家現今的處境，福利國家似乎也沒有多少號召力。
解散華爾街，廢除金融業呢？似乎也不可行。畢竟金融中介在實體經濟裡扮演資金融通的重要角色，中小企業、創業實業家都需要始創資本才能運行。少了金融的血脈，生產與消費的經濟都將失去動力。如果生產活動必須仰賴國家規畫和國家資本來進行，恐怕所造成的浪費與效率損失，更遠勝於金融肥貓所領的巨額花紅。
因此，華爾街的抗議者必須深思金融業本質，瞭解現今華爾街問題所在，才能提出具體的對策，讓支持者找到方向，也讓運動找到可以著力實踐的目標。
其實問題很簡單：華爾街不再童叟無欺了。
一般企業研發和創新成果，都在致力於創造更大的消費便利，讓簡單的產品在更多的人群普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懷念賈伯斯。
反觀華爾街創造出的各種金融創新和衍生性商品，多次成為系統性風險的來源。而一些金融創新的發明者，更透過場外交易的衍生性商品，利用優於交易對手的知識與資訊優勢，進行不光明磊落的財富掠奪。
美國證監會去年對高盛提出證券詐欺訴訟，認為「高盛設計的產品雖然新穎而複雜，但其中的騙術和利益衝突卻是老舊而簡單」。對沖基金透過投資銀行設計的次級房貸衍生性金融商品，在房市泡沫中大賺一筆，導致其對手銀行的龐大虧損，大型金融機構如美國ＡＩＧ、德國ＩＫＢ銀行、英國ＲＢＳ銀行等都必須靠政府的紓困措施，才得以避免破產所導致更大的危機。
因為資訊不對稱和不透明，金融創新無情地放大了系統風險，成了經濟危機的推手。複雜的數學模型、繁瑣的合約條文，成了天才宰殺蠢材的工具。
資本主義之所以誕生在西方社會，因為誠信、信託責任這些基督新教所重視的倫理精神，成為自然人與企業法人的互信基礎，也為現代意義的金融業奠下根基。
然而為了可觀的佣金，到處兜售賭博性合同，把避險搞成冒險的投資銀行，玷汙了華爾街童叟無欺的招牌。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在接受了納稅人的金援之後，仍然罔顧企業價值與股東權益，在短視近利和不透明的金融交易中汲汲營營。
粵語有句俚語「輸打贏要」，指的是麻將桌上的賭徒，贏了錢的話，趕緊收錢走人。但輸了錢不肯罷手，一定要打到贏為止。
華爾街曾有過美好的時光，吸引了無數優秀人才。但如今，「輸打贏要」的華爾街，已經失去了往日的光環。
（作者為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客座副教授）
「占領華爾街」運動在全球蔓延，像極了發達國家版本的「茉莉花革命」。不過，茉莉花革命爭取的是民主，明確要求獨裁政權下台；然而全球各地的占領運動，卻欠缺鮮明的目標，因此氣勢遠不如人。
沒錯，心懷不滿的年輕人都感受到貧富差距擴大，都感受到稅收的不公平。然而，走回馬克思社會主義的道路，似乎沒有多少人嚮往。看看希臘及其他歐豬國家現今的處境，福利國家似乎也沒有多少號召力。
解散華爾街，廢除金融業呢？似乎也不可行。畢竟金融中介在實體經濟裡扮演資金融通的重要角色，中小企業、創業實業家都需要始創資本才能運行。少了金融的血脈，生產與消費的經濟都將失去動力。如果生產活動必須仰賴國家規畫和國家資本來進行，恐怕所造成的浪費與效率損失，更遠勝於金融肥貓所領的巨額花紅。
因此，華爾街的抗議者必須深思金融業本質，瞭解現今華爾街問題所在，才能提出具體的對策，讓支持者找到方向，也讓運動找到可以著力實踐的目標。
其實問題很簡單：華爾街不再童叟無欺了。
一般企業研發和創新成果，都在致力於創造更大的消費便利，讓簡單的產品在更多的人群普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懷念賈伯斯。
反觀華爾街創造出的各種金融創新和衍生性商品，多次成為系統性風險的來源。而一些金融創新的發明者，更透過場外交易的衍生性商品，利用優於交易對手的知識與資訊優勢，進行不光明磊落的財富掠奪。
美國證監會去年對高盛提出證券詐欺訴訟，認為「高盛設計的產品雖然新穎而複雜，但其中的騙術和利益衝突卻是老舊而簡單」。對沖基金透過投資銀行設計的次級房貸衍生性金融商品，在房市泡沫中大賺一筆，導致其對手銀行的龐大虧損，大型金融機構如美國ＡＩＧ、德國ＩＫＢ銀行、英國ＲＢＳ銀行等都必須靠政府的紓困措施，才得以避免破產所導致更大的危機。
因為資訊不對稱和不透明，金融創新無情地放大了系統風險，成了經濟危機的推手。複雜的數學模型、繁瑣的合約條文，成了天才宰殺蠢材的工具。
資本主義之所以誕生在西方社會，因為誠信、信託責任這些基督新教所重視的倫理精神，成為自然人與企業法人的互信基礎，也為現代意義的金融業奠下根基。
然而為了可觀的佣金，到處兜售賭博性合同，把避險搞成冒險的投資銀行，玷汙了華爾街童叟無欺的招牌。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在接受了納稅人的金援之後，仍然罔顧企業價值與股東權益，在短視近利和不透明的金融交易中汲汲營營。
粵語有句俚語「輸打贏要」，指的是麻將桌上的賭徒，贏了錢的話，趕緊收錢走人。但輸了錢不肯罷手，一定要打到贏為止。
華爾街曾有過美好的時光，吸引了無數優秀人才。但如今，「輸打贏要」的華爾街，已經失去了往日的光環。
（作者為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客座副教授）
2011年8月3日
觀念平台－文明與人的生物性相衝突
2011-08-03 中國時報 【潘震澤】
現代社會出了問題；這一點，不需要什麼社會觀察家也看得出來。像現代交通更為便捷，人與人的距離卻似乎變得更遠；通訊設備讓人隨時保持聯繫，但人與人的感情並沒有更親密；各式各樣的聲光娛樂，填補不了人心的空虛；各種便利機械與設施，造成更多人四體不勤，需要靠額外運動維持健康；食物供應的無缺與精緻化，使得肥胖成為現代流行病。再者，醫療日新月異，控制並消除了許多惡疾，人類壽命也不斷增加，卻有更多人罹患難以根治的慢性疾病。
現代生活的一切便利，都是在工業革命以後，人類學會了控制能量的方法，靠著消耗龐大的能源才建立起來的。只不過人類對煤、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的依賴，也大幅改變了地球生態與氣候。且不提石化能源終有耗盡之日，只怕在那之前，由溫室氣體引起的全球氣候改變，就已經造成人類社會的浩劫。
面對這種嚴峻的前景，許多先天下之憂者發出呼籲，要人改變生活方式，回到工業革命以前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這麼做是否可行暫且不論，根據遺傳學家威爾斯（Spencer Wells）在《潘朵拉的種子》（Pandora’s Seed）一書提出的說法，現代人面對的許多問題，早在一萬年前人類放棄狩獵採集、改行農業生活起，就已種下惡果，工業革命只是加速了這個過程。因此真要回到從前，還得回到更古早的年代才行。
人類在發展農業之前，以狩獵採集方式在非洲草原生活已有幾十萬年之久，並多次向外遷徙，足跡遍及全球；人類的演化也大部分於此時期完成，好比善於儲存能量的儉約基因、喜好漫遊出走的天性、習慣生活在百來人的小群體，發展出互利的道德觀，以及創作「無用」的藝術品等。至於人類從四處獵取動物與採集植物為食，到安定下來種植作物，馴化家畜，是受到天時地利的影響，但人類也因此走上了不歸路。
農業社會的好處明顯可見，壞處則逐漸現身：食物供應的充分與穩定，造成人口激增，導致城鎮、制度、階級、國家與軍隊的出現；社會財富的累積與分配不均，造成強奪與防衛的爭戰不休；人畜的親密接觸與人口的密集，造成傳染性疾病增多，大規模的瘟疫史不絕書；再來，農業社會養活的人口雖多，但因食物種類單調及傳染病增多，健康狀況反而要比狩獵採集的祖先差。
歸根究柢，現代人的許多問題出在人的生物性與人造的環境有所不相容：好比廿四小時的人工照明，無所不在的背景噪音，以及如影隨形的工作壓力，讓人焦慮、失眠甚至精神失常；高熱量但營養不足的垃圾食物充斥，以及靜態的工作與娛樂，讓人腰圍逐漸增加，出現糖尿病、心臟病、高血壓等慢性病，在在讓人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
曉得問題所在，才能對症下藥，只不過敵人往往是人類自己的生物性，而益增困難；這或許是另一種進行中的演化。（作者為生理學教授，科普作家）
---
發現潘震澤的文章很對我胃。
現代社會出了問題；這一點，不需要什麼社會觀察家也看得出來。像現代交通更為便捷，人與人的距離卻似乎變得更遠；通訊設備讓人隨時保持聯繫，但人與人的感情並沒有更親密；各式各樣的聲光娛樂，填補不了人心的空虛；各種便利機械與設施，造成更多人四體不勤，需要靠額外運動維持健康；食物供應的無缺與精緻化，使得肥胖成為現代流行病。再者，醫療日新月異，控制並消除了許多惡疾，人類壽命也不斷增加，卻有更多人罹患難以根治的慢性疾病。
現代生活的一切便利，都是在工業革命以後，人類學會了控制能量的方法，靠著消耗龐大的能源才建立起來的。只不過人類對煤、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的依賴，也大幅改變了地球生態與氣候。且不提石化能源終有耗盡之日，只怕在那之前，由溫室氣體引起的全球氣候改變，就已經造成人類社會的浩劫。
面對這種嚴峻的前景，許多先天下之憂者發出呼籲，要人改變生活方式，回到工業革命以前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這麼做是否可行暫且不論，根據遺傳學家威爾斯（Spencer Wells）在《潘朵拉的種子》（Pandora’s Seed）一書提出的說法，現代人面對的許多問題，早在一萬年前人類放棄狩獵採集、改行農業生活起，就已種下惡果，工業革命只是加速了這個過程。因此真要回到從前，還得回到更古早的年代才行。
人類在發展農業之前，以狩獵採集方式在非洲草原生活已有幾十萬年之久，並多次向外遷徙，足跡遍及全球；人類的演化也大部分於此時期完成，好比善於儲存能量的儉約基因、喜好漫遊出走的天性、習慣生活在百來人的小群體，發展出互利的道德觀，以及創作「無用」的藝術品等。至於人類從四處獵取動物與採集植物為食，到安定下來種植作物，馴化家畜，是受到天時地利的影響，但人類也因此走上了不歸路。
農業社會的好處明顯可見，壞處則逐漸現身：食物供應的充分與穩定，造成人口激增，導致城鎮、制度、階級、國家與軍隊的出現；社會財富的累積與分配不均，造成強奪與防衛的爭戰不休；人畜的親密接觸與人口的密集，造成傳染性疾病增多，大規模的瘟疫史不絕書；再來，農業社會養活的人口雖多，但因食物種類單調及傳染病增多，健康狀況反而要比狩獵採集的祖先差。
歸根究柢，現代人的許多問題出在人的生物性與人造的環境有所不相容：好比廿四小時的人工照明，無所不在的背景噪音，以及如影隨形的工作壓力，讓人焦慮、失眠甚至精神失常；高熱量但營養不足的垃圾食物充斥，以及靜態的工作與娛樂，讓人腰圍逐漸增加，出現糖尿病、心臟病、高血壓等慢性病，在在讓人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
曉得問題所在，才能對症下藥，只不過敵人往往是人類自己的生物性，而益增困難；這或許是另一種進行中的演化。（作者為生理學教授，科普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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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潘震澤的文章很對我胃。
2011年7月14日
凱撒的面具－英國艦隊街也出了一個伍華德
2011-07-14 中國時報 【王健壯】
三十五年前，剛從牛津大學畢業的戴維斯（Nick Davies），本來計劃到拉丁美洲去打游擊搞革命，想要以推翻獨裁政權作為他的人生志業；但好萊塢的一部電影卻改變了他的決定，也改變了他的一生。
這部電影就是All the President’s Men（大陰謀），兩位《華盛頓郵報》記者因為揭發水門醜聞，最後逼得尼克森總統辭職下台；戴維斯在多年後回憶說：「原來要扳倒一個政府，並不一定非要跑到墨西哥或者學西班牙文」，筆桿子也可以推翻政權。
戴維斯於是決定放棄浪漫的革命夢，選擇當記者。三十五年的新聞生涯，不但讓他贏得了「英國現存最偉大調查記者」的稱號，許多人更因為他揭發《世界新聞報》的竊聽醜聞，形容他是英國版的伍華德與伯恩斯坦；當年他的偶像扳倒了一個總統，戴維斯現在也扳倒了一家報紙，甚至很可能扳倒一個媒體帝國。
戴維斯揭發竊聽醜聞，跟伍華德等人揭發水門醜聞，確有許多相像之處。水門案剛爆發時，華府記者都以闖空門的竊案新聞視之，祇有《華郵》持續追蹤報導，也祇有伍華德與伯恩斯坦認為其中必有蹊蹺。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他們不是在自由派的《華郵》當記者，如果沒有報老闆與總編輯對他們的信任與支持，水門醜聞很可能早就以懸案草草收場。
戴維斯像伍華德一樣幸運，也是因為在中間偏左的《衛報》當記者，也有一位一直支持他的總編輯羅斯布瑞吉（Alan Rusbridger），才讓他在五年調查採訪期間，不受政治壓力、梅鐸集團威嚇與同業抵制的影響，最後終於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揭發了竊聽醜聞內幕。
另一點相像的是，《華郵》報導水門醜聞時是孤軍奮戰，其他媒體並未跟進，連《紐約時報》最初也不重視；同業對水門案的冷漠，曾讓《華郵》老闆也忍不住質疑：「如果這條新聞真像你們講的那麼天大地大，其他媒體都跑到哪去了？」
戴維斯的處境也一樣，艦隊街同業除《衛報》的姊妹報《觀察家報》與《獨立報》偶有聲援外，其他媒體不但「安靜得像墳墓一樣」，甚至還動輒引述反《衛報》人士的話來打擊《衛報》。
而且，英國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報王國，每家報紙幾乎都有竊聽電話、雇用偵探與賄賂警察的前科，艦隊街因此一向有「狗不咬狗」的傳統，狗如果咬狗，結果必然是傷人也傷己。更何況，艦隊街早已被梅鐸帝國攻陷，除了《衛報》，誰敢像大衛一樣挑戰巨人歌利亞？
《衛報》雖是英國最有影響力的質報，但發行量祇有二、三十萬份，大約是《世界新聞報》的十分之一：也因為報份少到尚不及《世界新聞》的尾數，在《衛報》追蹤竊聽醜聞那幾年，不但梅鐸集團不以為意，連西敏寺的政客也冷漠以對，直到戴維斯日前揭發《世界新聞報》冷血竊聽被謀殺少女的手機簡訊後，二十多萬份的《衛報》才終於擊垮了兩百多萬份的《世界新聞報》，艦隊街的同業紛紛驚醒跟進，西敏寺政客也找回了他們的脊椎骨，不分朝野集體譴責讓他們恐懼多年的梅鐸老大哥。
更諷刺的是，戴維斯雖然沒得到英國同業的聲援，卻在他調查陷入低潮時，意外得到了來自大西洋對岸同業的聲援。《紐時》在竊聽醜聞爆發後，派了三位記者到倫敦跨洋採訪，並在去年底揭發卡麥隆首相的親信庫爾森（Andy Coulson），在他當《世界新聞報》總編輯任內，知悉並且授權竊聽電話，才讓竊聽從媒體醜聞向上發展成政治醜聞，也逼得一直保持沉默的卡麥隆不得不公開坦承錯誤，並且下令徹查。
「真實比虛構更離奇」，馬可吐溫講的這句話在水門醜聞中得到印證，在竊聽醜聞中更是如此。而且可以預料的是，戴維斯與《衛報》的故事，也會像伍華德與《華郵》的故事一樣，將來會出書也會搬上銀幕；水門醜聞改寫了美國政治史與新聞史，竊聽醜聞對英國當然也會有同樣的效果。
但伍華德曾經啟發過像戴維斯那樣的年輕人，在報業蕭條的年代中，有哪個年輕人會在看完戴維斯的故事後，也做出像他當年一樣的抉擇？（作者為中國時報前社長）
---
王健壯的筆調雖不若林照真會讓人讀起來熱血沸騰，但在媒體主管墮落，記者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今天，王健壯的文章依舊替新聞工作的崇高性守住最後一座堡壘。
三十五年前，剛從牛津大學畢業的戴維斯（Nick Davies），本來計劃到拉丁美洲去打游擊搞革命，想要以推翻獨裁政權作為他的人生志業；但好萊塢的一部電影卻改變了他的決定，也改變了他的一生。
這部電影就是All the President’s Men（大陰謀），兩位《華盛頓郵報》記者因為揭發水門醜聞，最後逼得尼克森總統辭職下台；戴維斯在多年後回憶說：「原來要扳倒一個政府，並不一定非要跑到墨西哥或者學西班牙文」，筆桿子也可以推翻政權。
戴維斯於是決定放棄浪漫的革命夢，選擇當記者。三十五年的新聞生涯，不但讓他贏得了「英國現存最偉大調查記者」的稱號，許多人更因為他揭發《世界新聞報》的竊聽醜聞，形容他是英國版的伍華德與伯恩斯坦；當年他的偶像扳倒了一個總統，戴維斯現在也扳倒了一家報紙，甚至很可能扳倒一個媒體帝國。
戴維斯揭發竊聽醜聞，跟伍華德等人揭發水門醜聞，確有許多相像之處。水門案剛爆發時，華府記者都以闖空門的竊案新聞視之，祇有《華郵》持續追蹤報導，也祇有伍華德與伯恩斯坦認為其中必有蹊蹺。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他們不是在自由派的《華郵》當記者，如果沒有報老闆與總編輯對他們的信任與支持，水門醜聞很可能早就以懸案草草收場。
戴維斯像伍華德一樣幸運，也是因為在中間偏左的《衛報》當記者，也有一位一直支持他的總編輯羅斯布瑞吉（Alan Rusbridger），才讓他在五年調查採訪期間，不受政治壓力、梅鐸集團威嚇與同業抵制的影響，最後終於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揭發了竊聽醜聞內幕。
另一點相像的是，《華郵》報導水門醜聞時是孤軍奮戰，其他媒體並未跟進，連《紐約時報》最初也不重視；同業對水門案的冷漠，曾讓《華郵》老闆也忍不住質疑：「如果這條新聞真像你們講的那麼天大地大，其他媒體都跑到哪去了？」
戴維斯的處境也一樣，艦隊街同業除《衛報》的姊妹報《觀察家報》與《獨立報》偶有聲援外，其他媒體不但「安靜得像墳墓一樣」，甚至還動輒引述反《衛報》人士的話來打擊《衛報》。
而且，英國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報王國，每家報紙幾乎都有竊聽電話、雇用偵探與賄賂警察的前科，艦隊街因此一向有「狗不咬狗」的傳統，狗如果咬狗，結果必然是傷人也傷己。更何況，艦隊街早已被梅鐸帝國攻陷，除了《衛報》，誰敢像大衛一樣挑戰巨人歌利亞？
《衛報》雖是英國最有影響力的質報，但發行量祇有二、三十萬份，大約是《世界新聞報》的十分之一：也因為報份少到尚不及《世界新聞》的尾數，在《衛報》追蹤竊聽醜聞那幾年，不但梅鐸集團不以為意，連西敏寺的政客也冷漠以對，直到戴維斯日前揭發《世界新聞報》冷血竊聽被謀殺少女的手機簡訊後，二十多萬份的《衛報》才終於擊垮了兩百多萬份的《世界新聞報》，艦隊街的同業紛紛驚醒跟進，西敏寺政客也找回了他們的脊椎骨，不分朝野集體譴責讓他們恐懼多年的梅鐸老大哥。
更諷刺的是，戴維斯雖然沒得到英國同業的聲援，卻在他調查陷入低潮時，意外得到了來自大西洋對岸同業的聲援。《紐時》在竊聽醜聞爆發後，派了三位記者到倫敦跨洋採訪，並在去年底揭發卡麥隆首相的親信庫爾森（Andy Coulson），在他當《世界新聞報》總編輯任內，知悉並且授權竊聽電話，才讓竊聽從媒體醜聞向上發展成政治醜聞，也逼得一直保持沉默的卡麥隆不得不公開坦承錯誤，並且下令徹查。
「真實比虛構更離奇」，馬可吐溫講的這句話在水門醜聞中得到印證，在竊聽醜聞中更是如此。而且可以預料的是，戴維斯與《衛報》的故事，也會像伍華德與《華郵》的故事一樣，將來會出書也會搬上銀幕；水門醜聞改寫了美國政治史與新聞史，竊聽醜聞對英國當然也會有同樣的效果。
但伍華德曾經啟發過像戴維斯那樣的年輕人，在報業蕭條的年代中，有哪個年輕人會在看完戴維斯的故事後，也做出像他當年一樣的抉擇？（作者為中國時報前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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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壯的筆調雖不若林照真會讓人讀起來熱血沸騰，但在媒體主管墮落，記者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今天，王健壯的文章依舊替新聞工作的崇高性守住最後一座堡壘。
2011年3月14日
胡晴舫：人在東京大地震
【聯合報╱胡晴舫】
2011.03.14 07:23 pm
不過年前才去了仙台。當時留宿的日式旅舍老闆娘因為擔心我排序等洗澡太無聊，給了我一塊好吃的草餅。隔日去了松島，蒼松臨海挺拔，海灣內點點蓊鬱孤島，果真一片古畫景致。而今想起仙台老闆娘和海邊的松樹，如同回憶二○○四年斯里蘭卡大海嘯的經歷，不免有股生還者的淡淡感傷。
三月十一日下午兩點四十六分，地震發生，東京公寓地板瞬間晃動，書架發出背痛似的哀鳴，每本書都急著蹺家逃跑，窗框發生人齒咬合的可怖聲響，外頭群樹搖擺起舞，電線桿擺動猶似吞了搖頭丸的夜店少年。長達五分鐘，地震就是不停。事後很多人回想，這次地震最可怕的地方就是這個「不停」。
無疑是我這輩子經歷的最大地震。
地震一停，跑到街上，已經無法聯繫朋友。早上，朋友與我寬鬆約定「下午三點多碰面，屆時再打電話。」然後就發生了日本觀測史上最大強震，電信全斷，地鐵停駛，海嘯警報發布，警察全上了街，巡邏車日英雙語沿街廣播，請大家往高處避難。
地震又開始了，人們留在戶外抽菸聊天，金黃陽光和煦，景象詭異地溫暖愉快，像幅無印良品的廣告。
平常垂著眼皮貌似卡通狗的日本首相菅直人很快上了電視，語調鎮靜，神態穩重，句句重點。原來菅直人其實是小說家藤澤周平筆下的怯劍松風，臨危並不怯弱。官房長官解說救災措施，氣象廳長警告餘震，標示海嘯高危地帶，媒體不厭其煩播報求救資訊與交通細節，ＮＨＫ更以日、英、中、韓、葡等五種語言輪流放送。
車站 靜如教堂
東京各大樓即刻開放空間，供應茶水毛毯，讓民眾入內避難，便利商店免費提供飲食，商家主動在門口擺上熱湯。夜幕降臨，溫度驟降，有些災區下起雪來。沒有了大眾運輸，許多東京上班族嘗試在寒夜徒步回家，六本木到新宿一小時，到橫濱大約八小時。全城塞車，車燈閃亮如聖誕燈飾，不聞一聲喇叭。兩旁夾道魚貫人群，井然有序，不推不擠，好像剛從武道場散場回家的演唱會觀眾。
渋谷車站前擠滿回不了家的群眾，巴士停駛，地鐵站鐵門拉下，一向把手機當身體器官般依賴的東京人在公共電話前大排長龍，等著跟家人報平安。沒人掄起拳頭敲打鐵門，沒人哭泣喊叫，沒人趁機大發政治議論。縱使滿坑滿谷都是人，那個夜晚，平時吵雜震天的渋谷車站卻安靜得有如一座露天教堂。
百貨公司走道坐滿了避難民眾，有的吃麵包，有的讀雜誌，有的閉目，儘管餘震不斷，臉上肌肉不動，也不出聲，各自安頓下來，準備漫漫長夜。高掛渋谷街頭的電視畫面映出遭海嘯夷成平地的臨海村鎮，漁船赫然矗立路中央，市公所不見了，汽車跑上屋頂，煉油廠鎮夜大火燒不歇，燃亮了本應隨著日落沉入黑暗的大海。
搬來東京近一年，我承認個人對日本社會一直有點意見，小到女性冬日為求時髦競穿皮草，市面販賣海豚肉，大到階級觀念、種族歧見、世代正義、性別意識等，尤其東京，就像巴黎、倫敦，對付窮人以及外地人沒有一點好臉色。作點露骨懺情，我的態度傾向太宰治，暗地有點「若你們說做人就得這樣，那從此請別把我算作人」的倔強。當規模九點零強震發生，政府單位第一時間就位救災，企業慷慨襄助，人民自發互助，一切悶不吭聲卻迅速進行，他們的冷靜自持卻令人由衷折服。
不幸 彰顯文明
不由得，我這個誓不為人的下流人也要讚嘆，這是貨真價實的文明。文明不祇是蓋幾座歌劇院、滿城美食咖啡館，也不祇是炫耀異國經驗，身穿川久保玲用iPhone談羅蘭巴特。地震，海嘯，火山，颶風，一次次，地球無情提醒了人類，你手上那點所謂的文明根本不算什麼，隨時眨眼就消滅殆盡，管它巨大如羅馬帝國，或先進如核子反應爐。最終，文明其實關乎人的終極質地，展現在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如何對待彼此的方式，以及他為了維護生命價值而個別採取的集體行為。
甚至，文明即將大規模毀滅的那一刻，真正的文明才以一個「人」的形象顯現。我有幸在不幸時刻見識了日本的文明。
（作者為作家）
2011.03.14 07:23 pm
不過年前才去了仙台。當時留宿的日式旅舍老闆娘因為擔心我排序等洗澡太無聊，給了我一塊好吃的草餅。隔日去了松島，蒼松臨海挺拔，海灣內點點蓊鬱孤島，果真一片古畫景致。而今想起仙台老闆娘和海邊的松樹，如同回憶二○○四年斯里蘭卡大海嘯的經歷，不免有股生還者的淡淡感傷。
三月十一日下午兩點四十六分，地震發生，東京公寓地板瞬間晃動，書架發出背痛似的哀鳴，每本書都急著蹺家逃跑，窗框發生人齒咬合的可怖聲響，外頭群樹搖擺起舞，電線桿擺動猶似吞了搖頭丸的夜店少年。長達五分鐘，地震就是不停。事後很多人回想，這次地震最可怕的地方就是這個「不停」。
無疑是我這輩子經歷的最大地震。
地震一停，跑到街上，已經無法聯繫朋友。早上，朋友與我寬鬆約定「下午三點多碰面，屆時再打電話。」然後就發生了日本觀測史上最大強震，電信全斷，地鐵停駛，海嘯警報發布，警察全上了街，巡邏車日英雙語沿街廣播，請大家往高處避難。
地震又開始了，人們留在戶外抽菸聊天，金黃陽光和煦，景象詭異地溫暖愉快，像幅無印良品的廣告。
平常垂著眼皮貌似卡通狗的日本首相菅直人很快上了電視，語調鎮靜，神態穩重，句句重點。原來菅直人其實是小說家藤澤周平筆下的怯劍松風，臨危並不怯弱。官房長官解說救災措施，氣象廳長警告餘震，標示海嘯高危地帶，媒體不厭其煩播報求救資訊與交通細節，ＮＨＫ更以日、英、中、韓、葡等五種語言輪流放送。
車站 靜如教堂
東京各大樓即刻開放空間，供應茶水毛毯，讓民眾入內避難，便利商店免費提供飲食，商家主動在門口擺上熱湯。夜幕降臨，溫度驟降，有些災區下起雪來。沒有了大眾運輸，許多東京上班族嘗試在寒夜徒步回家，六本木到新宿一小時，到橫濱大約八小時。全城塞車，車燈閃亮如聖誕燈飾，不聞一聲喇叭。兩旁夾道魚貫人群，井然有序，不推不擠，好像剛從武道場散場回家的演唱會觀眾。
渋谷車站前擠滿回不了家的群眾，巴士停駛，地鐵站鐵門拉下，一向把手機當身體器官般依賴的東京人在公共電話前大排長龍，等著跟家人報平安。沒人掄起拳頭敲打鐵門，沒人哭泣喊叫，沒人趁機大發政治議論。縱使滿坑滿谷都是人，那個夜晚，平時吵雜震天的渋谷車站卻安靜得有如一座露天教堂。
百貨公司走道坐滿了避難民眾，有的吃麵包，有的讀雜誌，有的閉目，儘管餘震不斷，臉上肌肉不動，也不出聲，各自安頓下來，準備漫漫長夜。高掛渋谷街頭的電視畫面映出遭海嘯夷成平地的臨海村鎮，漁船赫然矗立路中央，市公所不見了，汽車跑上屋頂，煉油廠鎮夜大火燒不歇，燃亮了本應隨著日落沉入黑暗的大海。
搬來東京近一年，我承認個人對日本社會一直有點意見，小到女性冬日為求時髦競穿皮草，市面販賣海豚肉，大到階級觀念、種族歧見、世代正義、性別意識等，尤其東京，就像巴黎、倫敦，對付窮人以及外地人沒有一點好臉色。作點露骨懺情，我的態度傾向太宰治，暗地有點「若你們說做人就得這樣，那從此請別把我算作人」的倔強。當規模九點零強震發生，政府單位第一時間就位救災，企業慷慨襄助，人民自發互助，一切悶不吭聲卻迅速進行，他們的冷靜自持卻令人由衷折服。
不幸 彰顯文明
不由得，我這個誓不為人的下流人也要讚嘆，這是貨真價實的文明。文明不祇是蓋幾座歌劇院、滿城美食咖啡館，也不祇是炫耀異國經驗，身穿川久保玲用iPhone談羅蘭巴特。地震，海嘯，火山，颶風，一次次，地球無情提醒了人類，你手上那點所謂的文明根本不算什麼，隨時眨眼就消滅殆盡，管它巨大如羅馬帝國，或先進如核子反應爐。最終，文明其實關乎人的終極質地，展現在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如何對待彼此的方式，以及他為了維護生命價值而個別採取的集體行為。
甚至，文明即將大規模毀滅的那一刻，真正的文明才以一個「人」的形象顯現。我有幸在不幸時刻見識了日本的文明。
（作者為作家）
2010年7月22日
讀書靠天分 家長醒醒吧
2010-07-22 中國時報 【林希陶】
最近大考剛結束，記者朋友們最喜歡的新聞路線，就是去訪問榜首群怎麼念書的。但是說穿了這樣的新聞千篇一律，榜首們一定說，「我們都沒補習，愛幹嘛就幹嘛，花很少時間念課內的書，但看了很多課外讀物，從事很多課外活動」，諸如此類云云，一般人聽了只會更心酸而已。也有一些人會說，我被視為黑馬，沒有多準備，考前努力念一念，就大躍進了，一下子衝到最前面去。
其實我們瞭解這些前百分之三的人所說的方法，實際上是很難運用於一般大眾的。這個就像是我們去問張栩為什麼圍棋下這麼好、費德勒（Roger Federer）為什麼網球打這麼好一樣，他們提供的方法，絕對不適用於尋常百姓的。他們這群人，不只天資好而已，後天還拚命用心努力，我們跟天才們的距離，絕非以道里計。很抱歉，這就是天資上差距。英文叫做gifted child，真的是「上天的禮物」，強求不來的。
我不是說環境不重要，很多資質好的小孩，在一個破碎的環境之下，當然無法展現自己的能力。但是環境轉換之後，他們到最後只是適時展現了自己的能力而已。良好的環境或機會只是促成這件事情的發生而已，假如沒有相對應的資質與準備，成果是很難展現出來的。
關於讀書這件事，大家從小都在念書，自然都有自己的看法。家長當然也有自己的教育理念，這不是一朝一夕就會改變的。但是假如從專業的角度來思量這件事，我必須誠實的告訴大家，念書這件事，是很講天分的。這是一件超級殘酷的現實，只是大家不願意承認而已。
大家可能一下子難以接受，都想說我的小孩是「大雞晚啼」，總有一天會開竅，但是你的生命到底能不能等到開竅這一天呢？這是一場賭注，但輸贏也顯而易見。
也有一些家長，很愛舉一些現實生活不可能出現的特例，如什麼發燒之後變聰明、開刀之後變天才（日劇很喜歡的題材），都覺得自己的小孩總有一天也可以。作夢是無止盡的，只是沒有實現的那一天。很多家長寧願亂逼小孩，也不願意停下腳步，思考其他可能性。逼小孩子念書一定要考幾分，得第幾名，根本是比登天還難，只會造成家庭紛爭，甚至後續衍生出心理問題。
但是不會念書，不代表一無是處。教養小孩的重點，應該不是擺在念書這一件單一的事情上面。而是讓小孩找到自己擅長、有興趣的事情，這才是最重要的。大家可能會想說，要怎麼找啊？孩子還這麼小，他真的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嗎？其實只要從小讓他們多嘗試，多思考如何做決定，各種活動都去參與，百無禁忌，孩子們自然可以從這樣的過程中，得知自己的長處。這些事情不必然要花許多錢，如散步、去野外走走、處理生活各種微小的事情，包含寄信、開帳戶、存錢、洗衣服、晾衣服、洗碗、掃地、拖地、洗浴室、修理電器、操作機器等等，在這樣反覆試驗的過程中，反而能找到自己想走的路。
另外，家長們勢必要認清的一件事情，就是「念書」、「成功」與「財富」這三件事情是分開的，絕對不是會念書的人一定會成功，也會變成有錢人。成功與否，端靠每個人的定義；有錢與否，同樣取決於個人態度。大家以為醫生、律師們很會念書，也都很有錢，但現實是也很多人每天在金錢邊緣掙扎。他們每月收入也許是很高沒錯，但剩下的錢可能比一般人還少。許多一般尋常百姓一點也不會念書，但是靠著一技之長，可也是月入十萬沒問題的。
找到適合自己的興趣，有一定的專業能力，定義自己的成功，這樣的人生，也不必然只屬於會念書的人所有。
（作者為臨床心理師）
---
有一點我不同意，念書這檔事其實環境和資質同等重要，甚至後天環境的影響超過先天資質的注定，許多高材生都是社會金字塔頂層家庭的小孩，除了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唸書，還有不絕的學習資源，有些更是年紀小小就放洋過。況且在台灣，會念書有時只是等於會考試，不代表能活用知識。
此外，媒體報導這些高材固然有其新聞性考量，但與其從「極端值」和「戲劇性」揀選新聞，不如深入所謂的高分科系，看看究竟是由哪些學生組成，又，他們念得快樂嗎？未來進入職場真的有比較好嗎？
最近大考剛結束，記者朋友們最喜歡的新聞路線，就是去訪問榜首群怎麼念書的。但是說穿了這樣的新聞千篇一律，榜首們一定說，「我們都沒補習，愛幹嘛就幹嘛，花很少時間念課內的書，但看了很多課外讀物，從事很多課外活動」，諸如此類云云，一般人聽了只會更心酸而已。也有一些人會說，我被視為黑馬，沒有多準備，考前努力念一念，就大躍進了，一下子衝到最前面去。
其實我們瞭解這些前百分之三的人所說的方法，實際上是很難運用於一般大眾的。這個就像是我們去問張栩為什麼圍棋下這麼好、費德勒（Roger Federer）為什麼網球打這麼好一樣，他們提供的方法，絕對不適用於尋常百姓的。他們這群人，不只天資好而已，後天還拚命用心努力，我們跟天才們的距離，絕非以道里計。很抱歉，這就是天資上差距。英文叫做gifted child，真的是「上天的禮物」，強求不來的。
我不是說環境不重要，很多資質好的小孩，在一個破碎的環境之下，當然無法展現自己的能力。但是環境轉換之後，他們到最後只是適時展現了自己的能力而已。良好的環境或機會只是促成這件事情的發生而已，假如沒有相對應的資質與準備，成果是很難展現出來的。
關於讀書這件事，大家從小都在念書，自然都有自己的看法。家長當然也有自己的教育理念，這不是一朝一夕就會改變的。但是假如從專業的角度來思量這件事，我必須誠實的告訴大家，念書這件事，是很講天分的。這是一件超級殘酷的現實，只是大家不願意承認而已。
大家可能一下子難以接受，都想說我的小孩是「大雞晚啼」，總有一天會開竅，但是你的生命到底能不能等到開竅這一天呢？這是一場賭注，但輸贏也顯而易見。
也有一些家長，很愛舉一些現實生活不可能出現的特例，如什麼發燒之後變聰明、開刀之後變天才（日劇很喜歡的題材），都覺得自己的小孩總有一天也可以。作夢是無止盡的，只是沒有實現的那一天。很多家長寧願亂逼小孩，也不願意停下腳步，思考其他可能性。逼小孩子念書一定要考幾分，得第幾名，根本是比登天還難，只會造成家庭紛爭，甚至後續衍生出心理問題。
但是不會念書，不代表一無是處。教養小孩的重點，應該不是擺在念書這一件單一的事情上面。而是讓小孩找到自己擅長、有興趣的事情，這才是最重要的。大家可能會想說，要怎麼找啊？孩子還這麼小，他真的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嗎？其實只要從小讓他們多嘗試，多思考如何做決定，各種活動都去參與，百無禁忌，孩子們自然可以從這樣的過程中，得知自己的長處。這些事情不必然要花許多錢，如散步、去野外走走、處理生活各種微小的事情，包含寄信、開帳戶、存錢、洗衣服、晾衣服、洗碗、掃地、拖地、洗浴室、修理電器、操作機器等等，在這樣反覆試驗的過程中，反而能找到自己想走的路。
另外，家長們勢必要認清的一件事情，就是「念書」、「成功」與「財富」這三件事情是分開的，絕對不是會念書的人一定會成功，也會變成有錢人。成功與否，端靠每個人的定義；有錢與否，同樣取決於個人態度。大家以為醫生、律師們很會念書，也都很有錢，但現實是也很多人每天在金錢邊緣掙扎。他們每月收入也許是很高沒錯，但剩下的錢可能比一般人還少。許多一般尋常百姓一點也不會念書，但是靠著一技之長，可也是月入十萬沒問題的。
找到適合自己的興趣，有一定的專業能力，定義自己的成功，這樣的人生，也不必然只屬於會念書的人所有。
（作者為臨床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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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點我不同意，念書這檔事其實環境和資質同等重要，甚至後天環境的影響超過先天資質的注定，許多高材生都是社會金字塔頂層家庭的小孩，除了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唸書，還有不絕的學習資源，有些更是年紀小小就放洋過。況且在台灣，會念書有時只是等於會考試，不代表能活用知識。
此外，媒體報導這些高材固然有其新聞性考量，但與其從「極端值」和「戲劇性」揀選新聞，不如深入所謂的高分科系，看看究竟是由哪些學生組成，又，他們念得快樂嗎？未來進入職場真的有比較好嗎？
2010年6月29日
觀念平台－世足揭露了亞洲主義的華人障礙
2010-06-29 中國時報 【石之瑜】
風靡全球的世界盃足球賽，亮相的北半球亞洲隊有日本、韓國與朝鮮，號稱崛起的中國依往例爭取不到資格參賽。當人們每四年都要為中國國足的不堪紀錄頓足捶胸之際，似乎始終還缺乏具有思想深度的反省︱向來對於亞洲主義嗤之以鼻的崛起大國，怎麼在愈來愈象徵全球一體的這四年一度的盛典中，永久缺席？
如果中國人覺得自己與亞洲互為一體，或起碼與儒家文化圈有互為一體的願望，起碼在情感上就不算缺席了。看來，已然躋身為Ｇ-20之一的超級大國，也有到不了的世界角落。當然，認為靠自己就足夠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國，對於亞洲身份總是有些麻木，外人就算感到無奈，多少也可以理解。
日本思想家自從近代化之始，就從泰西諸國的態度與政策中體察到歧視，因而對日本獨自出席世界舞台感到不安與自卑。日本的亞洲主義學說應運而生，容或人言言殊，其中要把中國拉進亞洲主義範疇，以能共同面對世界的情感則一。但自孫中山以降，中國思想界對亞洲主義號召的微弱迴響，說明了逐鹿中原的天下共主想像仍然根深蒂固。
但是，如今只能在世界一體的世足賽場外徘徊，從螢幕上體會自己缺席的中國，難道仍然感受不到在這個時刻，中國距離世界有多遙遠嗎？這種遙遠的感覺，在東亞與東南亞其他地方感受不到，除了台灣之外，多數亞洲國家都會為亞洲隊加油，包括在世界媒體上被妖魔化的朝鮮在內，都是加油的對象。
大概除了大陸球迷對日本贏球沒有感覺，而台灣球迷希望韓國趕快輸球，兩者之外某種亞洲意識還算是完整。世足盃揭穿了亞洲主義最大的障礙，就是兩岸華人政權所在的北京與台北；一個陷在反日情結中不能自拔，另一個則沉溺於渺韓的自憐自戀自卑中；前者瞧不起亞洲，後者瞧不起自己，但他們又都喜歡幻想著世人如何注目自己。
走出了兩岸之外，渴盼以亞洲自居的國家發展目標變得頗為流行。如馬來西亞在ＩＣＲＴ的廣告詞中就快樂宣告「Malaysia, the truly Asia」；韓國與香港競相致力於出產行銷亞洲的產品；香港並與新加坡爭取作為全球公司的亞洲總部；而新加坡尤其強調自己做為歐亞文明橋梁的地位；至於這個文明橋梁的自況，其實早已是印度思想界持久的願望。
亞洲身份是亞洲國家進入世界的情感階梯，某種能夠代表亞洲的身份，乃是自己面對殖民母國或帝國主義的信心基礎。故縱使日韓思想界經常憂慮中國未來的動向，但將亞洲意識注入中國思想界的努力不輟。
華人隊伍在世足盃中缺席，象徵著華人並非無所不在，中華文明甚且不及亞洲，中國崛起只是自我陶醉。因此而間接流露出，兩岸華人社會對亞洲主義麻木不仁，可見中華文化既不是海納百川，更不是五湖四海，遑論直接站在世界舞台上，滿足大國抗衡西方的自忖，或如此間一心只想偽裝成西方的自戕。
替亞洲隊加油，因而不只是球迷看球而已，更是亞洲意識的反射，也因而是大國能否擺脫歷史情結，小國能否檢討後殖民奴性的機緣。相對的，若在欣賞球技的同時，對亞洲隊感到疏離，當然就是亞洲意識時候未到的註腳。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轉自：中時電子報
風靡全球的世界盃足球賽，亮相的北半球亞洲隊有日本、韓國與朝鮮，號稱崛起的中國依往例爭取不到資格參賽。當人們每四年都要為中國國足的不堪紀錄頓足捶胸之際，似乎始終還缺乏具有思想深度的反省︱向來對於亞洲主義嗤之以鼻的崛起大國，怎麼在愈來愈象徵全球一體的這四年一度的盛典中，永久缺席？
如果中國人覺得自己與亞洲互為一體，或起碼與儒家文化圈有互為一體的願望，起碼在情感上就不算缺席了。看來，已然躋身為Ｇ-20之一的超級大國，也有到不了的世界角落。當然，認為靠自己就足夠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國，對於亞洲身份總是有些麻木，外人就算感到無奈，多少也可以理解。
日本思想家自從近代化之始，就從泰西諸國的態度與政策中體察到歧視，因而對日本獨自出席世界舞台感到不安與自卑。日本的亞洲主義學說應運而生，容或人言言殊，其中要把中國拉進亞洲主義範疇，以能共同面對世界的情感則一。但自孫中山以降，中國思想界對亞洲主義號召的微弱迴響，說明了逐鹿中原的天下共主想像仍然根深蒂固。
但是，如今只能在世界一體的世足賽場外徘徊，從螢幕上體會自己缺席的中國，難道仍然感受不到在這個時刻，中國距離世界有多遙遠嗎？這種遙遠的感覺，在東亞與東南亞其他地方感受不到，除了台灣之外，多數亞洲國家都會為亞洲隊加油，包括在世界媒體上被妖魔化的朝鮮在內，都是加油的對象。
大概除了大陸球迷對日本贏球沒有感覺，而台灣球迷希望韓國趕快輸球，兩者之外某種亞洲意識還算是完整。世足盃揭穿了亞洲主義最大的障礙，就是兩岸華人政權所在的北京與台北；一個陷在反日情結中不能自拔，另一個則沉溺於渺韓的自憐自戀自卑中；前者瞧不起亞洲，後者瞧不起自己，但他們又都喜歡幻想著世人如何注目自己。
走出了兩岸之外，渴盼以亞洲自居的國家發展目標變得頗為流行。如馬來西亞在ＩＣＲＴ的廣告詞中就快樂宣告「Malaysia, the truly Asia」；韓國與香港競相致力於出產行銷亞洲的產品；香港並與新加坡爭取作為全球公司的亞洲總部；而新加坡尤其強調自己做為歐亞文明橋梁的地位；至於這個文明橋梁的自況，其實早已是印度思想界持久的願望。
亞洲身份是亞洲國家進入世界的情感階梯，某種能夠代表亞洲的身份，乃是自己面對殖民母國或帝國主義的信心基礎。故縱使日韓思想界經常憂慮中國未來的動向，但將亞洲意識注入中國思想界的努力不輟。
華人隊伍在世足盃中缺席，象徵著華人並非無所不在，中華文明甚且不及亞洲，中國崛起只是自我陶醉。因此而間接流露出，兩岸華人社會對亞洲主義麻木不仁，可見中華文化既不是海納百川，更不是五湖四海，遑論直接站在世界舞台上，滿足大國抗衡西方的自忖，或如此間一心只想偽裝成西方的自戕。
替亞洲隊加油，因而不只是球迷看球而已，更是亞洲意識的反射，也因而是大國能否擺脫歷史情結，小國能否檢討後殖民奴性的機緣。相對的，若在欣賞球技的同時，對亞洲隊感到疏離，當然就是亞洲意識時候未到的註腳。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轉自：中時電子報
2010年4月6日
三少四壯集－機場異域
2010-04-07｜中國時報｜【張讓】
不久前在美國某機場書店。隨身行李裡有兩本書：歐威爾散文和休姆哲學。因為喜歡所以帶著，可是那天心癢癢的想找本輕鬆點的看。只是我的「輕鬆」標準很彆扭，自己也說不清。
美國機場書店通常不過是比較像樣的書報攤，加上針對旅客所需，陳列的書籍非常有限，難得有例外。反正每在機場我總會到書店晃一下看看有無驚喜，就像旅行到窮鄉僻壤見到再小的書店也非得進去瞧瞧才甘心。不過這次不單是閒晃，而真是存心買書。
這家書店特別糟，書少得可憐。我在暢銷書間翻翻看看起碼有二十幾分鐘，沒一本看得上眼，偏偏又捨不得走，最後乾脆玩起我的老遊戲來。這時我假裝自己是個初來乍到的異國社會學家或考古人類學家（甚至外星人），拿新奇無邪的嬰兒眼來看視一切。我有時也會在超市等會賬或開車郊區路上時玩這遊戲。非常靈，有如從高空俯視，一切瞬即走樣，不認識了。
且說這時我關掉「熟悉眼」打開「陌生眼」，看見了：五顏六色名人八卦政客醜聞豐乳肥臀搔首弄姿股市快訊科技情報商場戰略消費指南人生雞湯快樂祕訣……，說的是色情暴力拜金拜物拜慾拜名拜權，說的是我乏味我無聊我需要娛樂刺激我需要話題。啊！我驚呼。而那些我不知道嗎？我知道。
也許你也有類似「乍然撞見已知」的經驗。一念之間，便景物全非。好像照鏡忽見一張陌生臉孔一眨又回復本來面目，或像那忽而一隻花瓶忽而兩張側臉來回跳動的圖片。所以那乍然撞見的並非你不知道而是見慣不奇，給腦袋判定無新價值而打入「已知無須再費心處理」意識冷宮裡的視覺資訊──過濾掉，視而不見了。一旦你將它搶救出來再度納入意識，以陌生眼重新打量而直接看到還沒經過馴服收編的現實本相，彷如妖魔現出原形，讓你遽而大驚：我「看見了」！
需要那樣半裸嗎？非要騷到那樣嗎？名人八卦與我何干？為什麼有人愛看這玩意？原來你已習慣到麻木無感的東西這時失去了原來的熟悉和必然，而迸發一連串的為什麼為什麼。你的腦部忙碌閱讀解繹，飛快重新建構又解構一切，然後眼前景象的背後訊息清晰浮現：這令人眼花撩亂的庸俗圖像和淺薄文字對你咆哮轟炸色慾物慾暴力權力，從操縱你的視覺到操縱你的慾望到操縱你的心靈到操縱你的行為。你看見了！你不但看見一個清醒的人本應看見的物慾世界，而且看見了一個虔誠謙卑拒絕膜拜偶像的回教徒所看見的：資本主義是一種拜我的宗教。你恍然大悟。
你於是一下掉到憎惡和憤慨裡，但一眨又見怪不怪了：快快快我要我要我要，慾望即是真理、貪婪即是道德、無知即是力量、自由即是負債、消費即是意義、太多即是不足、現在即是永恆，換句話說，世界就是我的鴉片！美國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那天在機場書店我短暫進入超現實異域，然後好像遠行歸來再回到這個令人又恨又愛無可奈何的地方，最後買了本《科學美國人》雜誌。
轉自：中時電子報／藝文
不久前在美國某機場書店。隨身行李裡有兩本書：歐威爾散文和休姆哲學。因為喜歡所以帶著，可是那天心癢癢的想找本輕鬆點的看。只是我的「輕鬆」標準很彆扭，自己也說不清。
美國機場書店通常不過是比較像樣的書報攤，加上針對旅客所需，陳列的書籍非常有限，難得有例外。反正每在機場我總會到書店晃一下看看有無驚喜，就像旅行到窮鄉僻壤見到再小的書店也非得進去瞧瞧才甘心。不過這次不單是閒晃，而真是存心買書。
這家書店特別糟，書少得可憐。我在暢銷書間翻翻看看起碼有二十幾分鐘，沒一本看得上眼，偏偏又捨不得走，最後乾脆玩起我的老遊戲來。這時我假裝自己是個初來乍到的異國社會學家或考古人類學家（甚至外星人），拿新奇無邪的嬰兒眼來看視一切。我有時也會在超市等會賬或開車郊區路上時玩這遊戲。非常靈，有如從高空俯視，一切瞬即走樣，不認識了。
且說這時我關掉「熟悉眼」打開「陌生眼」，看見了：五顏六色名人八卦政客醜聞豐乳肥臀搔首弄姿股市快訊科技情報商場戰略消費指南人生雞湯快樂祕訣……，說的是色情暴力拜金拜物拜慾拜名拜權，說的是我乏味我無聊我需要娛樂刺激我需要話題。啊！我驚呼。而那些我不知道嗎？我知道。
也許你也有類似「乍然撞見已知」的經驗。一念之間，便景物全非。好像照鏡忽見一張陌生臉孔一眨又回復本來面目，或像那忽而一隻花瓶忽而兩張側臉來回跳動的圖片。所以那乍然撞見的並非你不知道而是見慣不奇，給腦袋判定無新價值而打入「已知無須再費心處理」意識冷宮裡的視覺資訊──過濾掉，視而不見了。一旦你將它搶救出來再度納入意識，以陌生眼重新打量而直接看到還沒經過馴服收編的現實本相，彷如妖魔現出原形，讓你遽而大驚：我「看見了」！
需要那樣半裸嗎？非要騷到那樣嗎？名人八卦與我何干？為什麼有人愛看這玩意？原來你已習慣到麻木無感的東西這時失去了原來的熟悉和必然，而迸發一連串的為什麼為什麼。你的腦部忙碌閱讀解繹，飛快重新建構又解構一切，然後眼前景象的背後訊息清晰浮現：這令人眼花撩亂的庸俗圖像和淺薄文字對你咆哮轟炸色慾物慾暴力權力，從操縱你的視覺到操縱你的慾望到操縱你的心靈到操縱你的行為。你看見了！你不但看見一個清醒的人本應看見的物慾世界，而且看見了一個虔誠謙卑拒絕膜拜偶像的回教徒所看見的：資本主義是一種拜我的宗教。你恍然大悟。
你於是一下掉到憎惡和憤慨裡，但一眨又見怪不怪了：快快快我要我要我要，慾望即是真理、貪婪即是道德、無知即是力量、自由即是負債、消費即是意義、太多即是不足、現在即是永恆，換句話說，世界就是我的鴉片！美國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那天在機場書店我短暫進入超現實異域，然後好像遠行歸來再回到這個令人又恨又愛無可奈何的地方，最後買了本《科學美國人》雜誌。
轉自：中時電子報／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