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
華盛頓準備 GRE 的那年暑假，大概因為思鄉，把親朋好友全部夢過一遍；這回來紐約，夢帶領我探索更深層的記憶，那些在台北遇見的過客，不足掛齒的瑣事，一一浮現夢中，細碎地令我不堪負荷，總在呼吸與心跳加速中驚醒。昨晚夢見一位高中同學，這位同學其實大我一屆，曾是全校排名前幾的優等生（這程度在永平是能考上台大的），後來承受不了課業壓力罹患精神疾病，休學一年後轉進我們班，但言行舉止仍未恢復一般，不是瞇著眼睛皺著眉頭，好似在思考些什麼，就是憋嘴竊笑，宛如小丸子裡的野口。
她在我擔任班長那學期轉進班上，因此不時得面對來自她各色各樣無厘頭的問題。到現在仍記得每次提問前，她總會用恭敬又急促的語調稱呼我：班長班長，一如夢裡的她追著我問：「班長班長，如果我考試都不及格，是不是會被當？」夢裡的我很想告訴她：「是的，妳會被當」但又怕打擊到她，就在說與不說兩難間猛然驚醒。
然而夢醒後情緒低落久久無法平復，倒不是這麼一號過客突兀地闖入夢中－－她只佔了夢的最後幾秒－－之前，還有好長一段重現的中學生活：深怕自己答錯考題而挨老師罵、厭惡自己和其他上百個學生穿著同樣的制服... 種種景象栩栩如生，我邊錯愕邊吶喊：「怎麼又回到了這鬼地方！？」。
那是鬼地方，中學六年，令人窒息的六年，分數高低決定一個人在班上的價值，單一僵化思維容忍不下任何質疑與挑戰，學校活像軍營，訓練出一個個沒有自我，只符合國家機器需要的士兵。士兵間的文化也接納不了超越框架的「異議份子」，要不用功念書，要不會打籃球，要不外貌出眾，否則一無是處。
永遠記得國三某個晚自習前的黃昏，我站在教室外的走廊眺望遠方的夕陽，哀嘆如囚鳥般的日子何時才結束。這種「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情緒的確僅屬於年少，進入大學接觸了點傅柯、馬克思、布爾迪厄，武裝了些批判力道，才驚覺中學六年的價值體系有多麼畸形且不合理，始從哀愁走向憤怒。
那位同學常拖著一個黑色垃圾袋，沒吃完的便當就倒在裡面，混雜著課本、考卷和其他垃圾，有幾次袋裡還長出了蛆；又她身上常傳出陣陣異味，有些同學因此私下戲稱她「菜味」。我與她同班時間並不久，忘了高二還是高三時她又休了學，我從此沒見過她，僅聽聞其他同學以獵奇的口吻說著在哪裡哪裡巧遇「菜味」。
我也不知道她最後是否順利考上大學，由衷希望她是，如此她才會發現人生的彈性與寬度，然後，在晴朗午後挑一本書，選一間咖啡館，窩一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