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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台灣人最常出沒的街區絕對不是中國城，也不是素有「小台北」之稱的法拉勝，而是十四街以南，豪斯頓街（Houston St.）以北，第三大道和包厘街以東，A 大道以西的東村。
東村緊鄰台灣學生眾多的紐約大學，紐大雖然號稱坐落格林尼治村，實則已位處村子的極東，穿過百老匯和艾斯特街（Astor Place）上的巨型黑色方塊「阿拉摩」（Alamo），便來到東村的心臟——聖馬克斯街（St. Marks Place），比前往同屬村子一部分的西村中心雪瑞登廣場還快。此外，紐大在西村完全沒有校舍，卻在東村有數棟學生宿舍和辦公樓房，因此行走於東九街、東十街，耳邊時不時傳來「台灣口音」的機率遠高於以白人活動為主的西村。
初踏紐約時，東村即在我心中烙下深刻記憶。當時在大蘋果工作的堂姊帶我去了聖馬克斯街上一間居酒屋，那頓飯，比起其他觀光客慕名而至的餐廳更令我難以忘懷，因為怎麼也想不到遠在紐約，也有宛如從東京巷弄移植過來的餐館，從狹窄的店面到呼喊日文的店員，以及烤盤上滋滋作響的串燒，真要走出店門那一刻瞧見洋人面孔，才會驚覺原來自己還在紐約。
二訪紐約時，在連續數天被三明治與漢堡夾擊後只想來碗熱湯麵解膩，於是我尋著模糊的記憶和靠著阿拉磨指引走到東村，成功在雨夜心滿意足地吃到一碗拉麵暖胃，而東村也就此被我認定為曼哈頓最好打牙祭的去處。
不只我，其他台灣人也喜歡往東村跑，在那，蓋飯、壽司、生魚片、和風洋食早已不足為奇，連蕎麥麵、米漢堡、壽喜燒、清酒吧都有專門店面，可想見日式餐館密度之高。。我也在東村也第一次嚐到了台灣甚少出現卻經常在日本美食節目看到的「日式中華料理」，例如天津丼、麻婆豆腐麵。
紐約客因此稱以聖馬克斯街做中心的幾條街區為「小東京」，那裡有買得到烤魚便當的日本超市、會賣炒麵麵包的日式烘焙坊。來紐約前曾擔心外國人不會剪東方人的頭，又不想到中國城冒著頂上「鳥窩」好幾週的風險，還好，東村聚集不少日本人經營的髮型工作室，隨機挑了一間遇到望月小姐，從此沒換過人。原來在紐約，日子也可以過得很「日本」。
話說回來，「小東京」怎麼反成了「台灣人」最常聚集的街區？
紐約的台灣人多數來自台灣都會區的資產階級，否則念書的難以支應大蘋果高昂的房租與物價，工作的缺少需要家裡用力栽培的學識與技能與各國人才競爭（當然也有優秀者靠獎學金和專才在紐約闖蕩）。而台灣都會區資產階級過的生活，早已不是本省的鹽田草根或者外省的飄洋過海，是深受全球美國化和日本後殖民鑿斧的現代化生活。
因此，台灣都會區資產階級教養出的小孩，上餐館吸拉麵和義大利麵可能比坐路邊吃肉羹麵和大滷麵還頻繁；爾後來到紐約，自然不會去餐館服務粗糙、衛生堪慮的中國城或法拉勝，那絕非他們所屬的生活圈。然這些在紐台人也不習慣成天吃洋人的濃湯、沙拉、三明治，最後便一股腦地往了東村去，東村也自然成了台灣人最好「入門」紐約的街區。
或許因為見著了台灣人的商機，東村有兩家台灣小吃店，思鄉時不怕喝不到珍珠奶茶、啃不到鹽酥雞，連排骨便當和「美而美」式的早餐都買得到。因此每當有朋友來紐約，走進東村時我總跟他們說：「歡迎來到紐大台灣學生的夜市！」
其實在美國其他地區求學或工作的台灣人，來了紐約也喜歡去東村。曾在地鐵上見三個女生，操著台灣口音、捧著正體字旅遊書熱絡地研究路線，身為「地主」便主動上前協助，一問之下才知道在中西部念書的她們（印象很深其中一位還從蒙大拿來！），不是要去什麼觀光景點，只是準備前往東村回味台灣小吃。而在華府工作的表姊，每次北上紐約，也會和望月小姐預約剪髮－－惟獨日本人的手藝她才信得過。
不過東村並非一直如此「東亞」又布爾喬亞，第三大道上，以批判理論和文化研究典籍為主題的「聖馬克斯書店」就是最好證明。東村早先屬於移民和勞工階級住宅區－－下東城－－的一部分，其後湧入藝術家，成為紐約龐克文化的發源地，至今聖馬克斯街上仍有許多水煙攤、刺青店。藝術家進駐後的東村，命運同格林尼治村和蘇活，開始經歷士紳化，演變成今天房價只略遜西村一籌，而藝術家也紛紛搬遷至南邊的下東城或一條東河之隔的威廉斯堡（註二）。
若要體驗波西米亞一點的東村，得繼續向東行，從 A 大道進入字母城（Alphabet City），那屬於廣義東村的一部分，但治安可能稍差，尤其過了 「Beware」的 B 大道，進入「Caution」的 C 大道和「Danger」的 D 大道，晚上最好提高警覺。不想探險可往南走，穿越豪斯頓街到下東城，那是曼哈頓士紳化街區的現在進行式，腳步尚未趕上東村，還能捕捉到些許放蕩不羈。
下次來到紐約，如果當地的台灣朋友只會帶你去東村，他要不是菜鳥紐約客，就是少了點開發其他街區的勇氣，因為東村絕對是紐約最「台」的一區！
註一：這些餐廳許多來自同一日本餐飲集團：TIC。
註二：威廉斯堡近年也進入士紳化，藝術家只好繼續向東搬遷至布許維克（Bushwick）。
